字坟

上海，一座回不去的城——张爱玲

我想她收拾得匆忙，毕竟逃亡，上海的余晖像是姨太太摸旧了的金戒指，毛刺刺的，还带着暗淡的绲边，将旗袍一件件拾起，刨花水还残留在脖颈边的领上，她回了头，从公寓望出去，人间烟火不断，可非昨日，她知道，这座远东的城的云烟已不再是她熟悉的，缠绵的。十里洋场落幕了，那些她赖以生存的人物，已经成为传奇，或是密辛，流言蜚语已在身后，又一次地，她辜负了这座城。这座心目中最安全的，最坚固的，最像是家的城，两次逃离，两次归来。上海或许她曾经融入，但时光越走，她终究也没能再见一眼那轮，二十年前的圆月。

 《易经》中，琵琶依靠在栏杆，看着母亲吮吸着千页菜，一瓣一瓣。张爱玲笔下有很多这种近乎痴迷的细节描写，这种近乎本能反应的写作习惯，是后来人们将她和上海紧紧联系的关窍所在。中国文学上，总是喜欢将人与一座城紧密联系，毕竟自古以来，就有人杰地灵，这是一个并列成语，两个组成词没有先后，是人杰才能显得地灵，也因为地灵造就人杰，总之，就像鲁迅和北京，老舍和济南，沈从文和湘西，谈张爱玲必谈上海。就连她自己也在《易经》中写道“打从小开始，上海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而且都是她的，所以她拼了命回来，不惜冒生命危险……” 她到底痴迷着什么？上海，这座城，又给了她什么承诺？张爱玲，这个一辈子都在逃亡的女人，到底何时才真正回到这座城？

 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9月30日，她的家族显赫，母系承自李鸿章，父系承自张佩纶，这就意味着，她自幼就有着高于常人的物质基础，就算是她笔下再怎么描写家族落魄，她的父亲在1935年也拥有虹口8栋洋房以及大量的古董田产。良好的物质基础，使得张爱玲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富贵和奢侈，堂阔宇深，雕梁画栋，要知道上海出过太多太多的作家，可要把新与久，传统的绮丽写出幻梦感，又要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去叩问，瞻前顾后，只有张爱玲。而遗老的世界，是生锈的铜锁，发霉了要等着晾的皮子，是姨太太和鸦片烟，闪烁的人眼里计算着本就越来越少的遗产。有人说，上海是一个消费的城市，为生活消费，为梦消费，人和城在不断的较量中彼此消磨，待到心力耗尽的那天，也就留在这座城市的最低处，听着水门汀上滴落的水滴，听鸡飞狗跳，妯娌私语。张爱玲是不受重视的，于是她逃得出去，母亲黄逸梵是留洋归来，父亲曾是铁路局英文翻译，求学则是在美国圣公会创办的圣玛丽亚女中，根据西格雷夫的《宋氏家族》提及，这所女中也是宋家三姐妹求学之地。所以张爱玲得以参悟上海这座城的秘密，它是中国的底子，却最是西洋的做派，旗袍最美还是黑底子的云香纱用金线绣着牡丹和凤凰，务必剪裁收窄，露出婀娜曲线，上海给她的承诺，是在这风雨飘摇的乱世，踩着最美的舞鞋，踏着十里洋场永不停歇的爵士舞，跳出最美弧线，是能够在秋风萧瑟中，听着周围的芸芸众生挣扎在死亡之上，生活之下的时候，看着窗外的法国梧桐，剥一颗新鲜的糖炒栗子。上海隔绝了生死贫穷，给了她最大最虚妄的安全感，因为它的底子，是她熟悉的传统中国，是千回百转的做派后，端起一碗白饭和咸菜黄鱼汤。

 她的痴迷，却是在离去这座城之后，才让人逐渐明晰，只有在后来的《易经》，《雷峰塔》，以及《小团圆》，才得以一窥她的痴迷，先说说这三本书吧！《易经》，《雷峰塔》可以看做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由于这两本书是张爱玲在世叩取美国文坛的敲门砖，所以原版是由英文写就，老话常说，翻译难于忠和美，中文的翻译自然带有译者的主观性，所以到底有些遣词造句不够张氏，但这两部讲述了一个沪上女子成长直至前往香港求学的小说，却和张爱玲的生平有着高度重合，以至于海内外都将其视为张爱玲的自传小说，或者将它直接当做张爱玲的生平，这两部小说主要发生在两个城市，上海，香港。从《第一炉香》开始，直到《心经》，《金锁记》，《倾城之恋》这两座城永远的构成了张爱玲文字宇宙中的二元一体结构，香港可以说是上海在其流浪生涯中的一个剪影，她对于上海的痴迷，是在香港，以及后来到美国，才自我认识到。

 “可是再看看上海，那个没有特色的大城市，连黄包车都是脏脏的褐色的，不像这里，英国政府特为把黄包车漆上大红色配上大绿的车篷，色彩缤纷。上海不止让她想到一群群的人，共住一城却无缘相识。他们就是世界，就是人生，而香港像个人口稀疏的热带小岛，整整齐齐地摆出来，等着什么计划。到市中心短短的路上放眼尽是简陋老旧的房舍，傍着窄路，小小的咖啡馆脏污的窗上张贴着咖喱饭的广告。上海有更不堪的贫民窟，大江边的垃圾堆……那时她还不知道她是属于上海的。”这是《易经》中琵琶在香港读大学与母亲露见面时所勾连的回忆，这段话里，可以回答之前的两个问题，到底张爱玲痴迷的是什么？以及两次离开两次归来，她是否真正在精神意义上回到了上海？

 这段欲扬先抑的描写中，我们可以得以一窥那已经远去在历史中的旧上海，在这座以纸醉金迷的著称的城市中，张爱玲所铭记的，是近乎生活的残忍，是市井最庸俗的打算，为了多赚一点钱贩卖咖喱饭的咖啡馆，讲究实用的黄包车，极端的贫富差距，这些生活最真实，才是她所追求，胡兰成打动她的，不就是那句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就是后来老去，他的回忆里，也是张爱玲拉着他去吃豆浆油条，文学界不乏有人将张爱玲标榜为虚无主义代言人，可恰恰，张爱玲是最务实的人，她对于世事的洞察力以及上海那种与生俱来的精打细算，使她得以有个晚年，在烟云都退散，海派势弱的今天，留给人们旧上海最后一抹念想。

 在她经历了人生中的两次归来离去，蜷缩在异域那轮孤单圆月下时，她才算是真真正正的回到了上海，在2012年6月出版的简体字版《小团圆》中提到，《小团圆》的成书时间是在1975年至1976年这段时间中，而她仓皇离开中国大陆是在1955年秋，这本书与《易经》，《雷峰塔》不同，它是真真正正面向中国人写的小说，也就是说，倒转45年，中国方面能了解到的张爱玲带有强自述性的小说，也只有这本未曾出版的《小团圆》。由于胡兰成等的历史因素，这本小说在台湾方面，或者说普遍意义上的整个中华文学界，也只有宋淇夫妇阅读过。岁月已暮，当张爱玲都成为传奇的35年后，《小团圆》终于回到了它所叙述那篇土地，这里过多的提到《小团圆》，目的是指出，即使《易经》《雷峰塔》有着因为需要吸引美国读者而在塑造上海的过程中掺杂了非理性的瑕疵，那《小团圆》则可以中一窥张氏心中的上海，以及那种中国人事之间的纷杂和委婉曲折，因为这次要面对的是，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是与她同宗同源的民族，他们深谙这个民族的历史和做派，所以很难作假和随意塑造。

 《小团圆》中描写上海的生活片段中，除了张氏一贯的女性和佣人视角，更多的是领悟了人事的慨然，回看《金锁记》《心经》这两篇在中国大陆写就发表的文章，那时候的张爱玲还没有领悟到上海的精髓和本质，只是对于那种操着洋派作风骨子里封建，人与人之间的算计和反复的不理解，她只是将它们一针见血的指出，留给众人审视。她知道人性的饕鬄之欲，所以不愿与它们同流。女人这种生物她是清楚了，而繁华历遍，在异国他乡的黄昏里，《小团圆》又与《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等不同，后者要么痴迷情爱棋局，要么攻击着千疮百孔的封建，却更少的在意一个完整的，属于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说，张爱玲活跃在上海时期的作品，是站在上海的一个对立面去审视这个城市的人事，而在《小团圆》中，她却一反常态，没有太多表露心迹或者明显带有评价的语句，就连对上海，也很少有着直接的表白，但每一个情节，都务必细节刻画，她认识到了这是一个自己的故事，而自己是一个在上海，经历了岁月和爱恨的女人，她接纳了上海所给她的幸与不幸，那里有家人，她的《小团圆》中，对于家人显然是没有《易经》《雷峰塔》那么刻薄和心狠的，而对于那些生命中来来去去的男人，也像一壶温好的黄酒，就着一块板鸭，在逐渐稀薄的余晖中，一点点的摸索，谈过去，几乎掀不起波澜。